何应钦派去河南的调查员还未传回消息，郭仲隗就已经等不及了。
此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在国党建立之初就担任总部机要，又接连参加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并于1927年在河南起兵响应北伐。
从履历来看，郭仲隗经历了晚清以来的历次革命，按理说应该身居国民政府高位才对。但他不是老蒋的嫡系，从一开始就无法进入核心圈子，现在更是沦为只有虚名的国民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包括国党、共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比如太祖、周公夫人等，都曾受聘担任国民参政员。但自从皖南事变爆发后，共党一度拒绝出席会议，并帮助中间人士另组“民盟”。
国民参政会每年都要举行几次例行会议，十月底就有一次。
轮到郭仲隗发言的时候，他拿出观音土、树皮、雁粪等物，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我是参政员，受河南三千万人民的委托。河南人民生活在死亡线上，日夜忧心如焚，愤怒填胸。于公于私，职责天良，我都该站出来说几句真话！我坐过牢，下过狱，什么都不怕，我现在说的话我可以负责！河南灾情重到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年轻者往陕西逃生，政府竟下令堵截！老弱在家园先吃草根后吃树皮，现在吃观音土，吃后屙不出来，活活憋死，难道政府的眼睛瞎了看不见？耳朵聋了听不到吗？我带了河南人民吃的十种东西，请各院部长上来看一看！”
会场内顿时响起嘤嘤嗡嗡的议论声，但没有一个院长离席起身。
周赫煊做为无党派人士代表，也列席了会议，而且座位还比较靠前。他走到主席台说：“我是赈灾专家，我可以帮诸位朋友验证一下。”
郭仲隗投来一个感终于闹大，河南大饥荒的新闻第二天就见诸报端。由于报道灾情的媒体太多，中央政府封都封不过来，巨大的舆论压力让老蒋头痛不已。
紧接着，郭仲隗又奔走于财政部和粮食部等机构，呼吁减免军粮，全力赈灾。
老蒋无奈之下，只能拨款12亿法币赈灾，交给河南省政府购买粮食。但搞笑的是，这笔钱居然不是救济金，而是以贷款的方式交给地方政府，从理论上讲是需要偿还的。
接着，老蒋又派了两个调查专员去河南，一个是张溥泉，另一个是张厉生。
张厉生以前担任过国党和军委会秘书长，现任国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拥有非常大的实权。而张溥泉虽然也是国党元老，但这人很佛系，整天研究金石书画，基本上是去河南撑场面的，毕竟他的资历摆在那里。
二人直接坐飞机过去，仅从机场到市区的短暂途中，他们就看到十多具路倒的尸体。
根本不用再调查，河南灾荒比他们想象中更严重。
在见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后，张溥泉地位超然的负手而立，张厉生则劈头盖脸质问道：“为何不报灾！”
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大麦、小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老天这王八蛋吹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就把麦苗刮干了。”
张厉生被气得不行，又问：“麦苗都干枯了，为何还不报灾？”
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老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
张厉生难得再跟李培基胡扯，说道：“把各县负责人都叫来，我要知道详细的灾情！”
李培基立即安排各县官员前来省府，又让李杏村（洛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悄悄告诫各县代表：“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于是乎，两位中央特派专员得到了详细灾情报告，河南只有部分市县出现大灾，其他地方都收成良好。
张厉生和张溥泉还有些疑惑，便把河南粮食局长卢郁文叫来问询。卢郁文闭口不谈灾情，只说今年的征粮任务正在顺利进行，保证不辜负蒋总裁的重托。
两位特派专员就这样回重庆了，老蒋得到“确切消息”也心安了。
如果说常凯申之前还是被骗，那么从此时开始，就变成了“甘心被骗”。他的关注点不在灾情上，而在征粮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因为军粮已经严重不足——这就像当年四川大灾，刘湘捂着军粮不肯全力赈灾一样。
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是昏官吗？
当然不是，此人能力极强，在当时的国府官员中能够排名前三。
用戴季陶的原话来说：“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
河南粮食局长卢郁文是昏官吗？
当然也不是，此人乃知名经济学家，他早就看出情况不对，并且还写文章论述了河南的经济状况。
这两人都捂着灾情不报，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老蒋的心思。
事实上，就是因为军粮奇缺，他们才被老蒋派去河南的，这属于老蒋对他们的重视和信任。他们必须全力完成征粮任务，于公是保证抗战大局稳定，于私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和报答老蒋的栽培。
至于河南老百姓的死活，那就只能抛之脑后了。
(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