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古今中外，还是推之四海，学习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很难再感受到学习的可贵艰难，这是十分幸运的，虽然在今天，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不再具有像封建时代那样是一个具有划分阶层魔力的词汇，但知识改变命运仍然是中国普罗大众的信条，可见我们历史中流淌的这股对知识的学习渴望是多么深入骨髓，这大概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特点。
这特点可以向上追朔两千多年直至先秦，但最终成型却是在汉朝，在汉武大帝挥斥方遒，北驱匈奴的同时，在全民尚武的风俗之下，中华文明开始悄然转型，它的重要丝毫不弱于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上的功绩。你们很快会懂得它的意义，董仲舒看着他的杰作或许会得意地这么想，他一手策划的独尊儒术将主宰中华文明的思潮两千年。
但我想讲的并不是这个，儒学的学术价值并不是一个适合大讲特讲长篇累牍的东西，老实说，要不是汉武帝硬点了儒学是大汉新时代核心思想体系，哪会有这么多人苦心钻研，像刘备这种对学术毫无兴趣的说不定还在心中狂骂董仲舒你个老王八蛋。但董仲舒确实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取士通道，改革了整个汉朝特别是东汉以来的教育体系，学海无涯苦作舟，大汉的接班人们就在这苦海里游啊游。
生活在填鸭教育时代的我们游的是苦海，而生活在汉朝的学生们游的也是苦海，但不同的年代里苦海和苦海是很不同的。我们学习常常会感到学习内容多得受不了，头疼得仿佛是被挤干了水的海绵，啥都记不住。但汉朝时期的学生们学习儒学遇到的问题就完全不同，第一个就让你目瞪口呆，没有学习教材。
对，就是没有教材，虽然董仲舒说服了汉武帝把儒学立为官方学说，但是大部分儒学经典早在百多年前，就被秦始皇焚书坑儒交代而且是重点交代了大部分。要知道蔡伦那年头还没出生，大家都还是用的竹简，抄写携带都特别的不方便，一不小心就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了，结果秦始皇这一下被坑了大部分，原本战国里只有墨家能够与之争锋的儒家显学，一下就沦落到只能以口授的方式来保存经典。记忆终归是有误差的，口授更加加剧了这种误差，而且每个人对于学术的理解也不同，反正大部分人都没有原本，儒学家们便也忍不住自己在传授过程中给经典们加点私货，不久便迅速发展得面目全非。
汉武帝当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太学以研究儒学为主旨，分置了五大学科，没错，就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这时的五经有七个官方承认的权威流派，又称博士。《诗》有鲁、齐、韩三家博士，《书》有欧阳博士，《礼》有后博士，《易》有杨博士，《春秋》有谷梁博士，统称为五经七博士。而后太学的博士数量就因为儒学流派的影响更迭而不断变化，隶属于不同流派的学子也和流派的影响荣辱与共，到了东汉时期，五经博士已经变为十四家：《诗》，齐、鲁、韩，《尚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春秋》严、颜。
以上仅仅是太学研读的学科，而且全部是今文学派。有今文学派就有古文学派，有靠口传授私货儒学的就有手里拿着真干货的。秦始皇确实开天辟地但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司马迁能够瞒着汉武帝流传《史记》的另一个版本，秦始皇又怎么可能把儒学经典全部烧光呢？毕竟搞学问的也不等于二傻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竹简虽然笨重，书写也没有效率，但是也不能说一丁点优点也没有，这是相当不马克思的，要辩证地看，竹简最大的优点就是便于保存。纸张什么的不精心保养甚至几年就可能废了，但是竹简埋在地底下放上个百来年，挖上来清理清理还是照样看嘛。于是那些在儒家经典里随意篡改内容疯狂加私货的学派们傻了眼，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当古文学派刚刚兴起的时候，今文学派几乎垄断了整个儒学界，而且奠定儒学统治地位的董仲舒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今文学派大师。要是让古文学派得了势，那岂不是说全天下的今文学派都是学的假儒学？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于是今文学派发起了对古文学派的全面打压，一直到东汉灭亡，古文学派虽然是最正统儒学流派，却仍然没能在太学争取到哪怕一经博士的地位。这就是大汉学子的第二个难题，到底我该选哪个流派呢？选择困难症患者还是放弃治疗吧。
当然很多人还是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千古不易的道理的，只要能让我做官，什么学问不是好学问？今文学派就今文学派，私货就私货，我学还不行吗？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迎来大多数大汉学子的第三个难题，今文学派的核心是玄学是的，今文学派的核心是玄学。两汉时代的儒者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神棍的气质，还是董仲舒，他在向汉武帝安利儒学时进言的便是天人感应。
到了东汉时儒学的玄学化程度那更是不得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还是种田土豪的时候，与姐夫邓晨到别人家去做客，当时大家看到谶书中说：“刘秀当为天子”。当时有些人以为这个刘秀肯定是国师公刘秀，还有一大堆姓刘的因为这个改名叫做刘秀，刘秀当时说这个谶书也许说的是我，然后刘秀真成了皇帝。这可真是了不得，刘秀本来就是一个儒学爱好者，又遭遇了这种预言应验的传奇，那对儒学的推导作用简直可想而知，整个东汉上下的今文学派全部对谶纬推崇不已，学神棍这个难度真是太高了，所以明明今文学派掌握了儒学的话语权，可是古文学派就是灭不掉反而在民间愈加壮大，即使东汉时不将古文学派置入太学博士中，也只有捏着鼻子承认古文学派学者可以当官。
时代背景所带来的难题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但是最根本的难题才刚刚开始，那就是怎么学的问题。自学是不可能自学的，本来竹简花费就高，内容还玄的不行，这辈子都不可能自学成才的，所以只能去找老师。找老师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上两汉时期的老师可不是大路货，那些极少数家学渊源累世经学的富贵人家可以自己垄断经学形成士族。而背景平庸没有余财的学子们就只能打理好行囊准备离家远行，离他们最近的乡间私学一般都是传授蒙学识字的，他们早已将那些烂熟于心，而真正的学识则很遥远，这些学子就这样抱着单纯或者不单纯的目的奔波在九州大地上，组成了儒家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寄托所在。
总得来说，汉朝时的学校也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俗称为官学和私学，不过官学和私学在社会地位上并没有很大的差距，主要差异只在教学内容上：官学只负责传授五经，并不负责其余内容，而私学差异就比较大了，根据老师参差不齐的水平而定，水平不高的就只负责教人识字小学，远近闻名的大儒或许比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学质量还高。所以要想学到真本事，游学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当然，一般来说游学首选的目标仍然是太学，毕竟那是名义上的最高学府，里面的教学资源都是一流的，而且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遇见前来视察的皇帝陛下，实在是飞黄腾达的首选。但是国家最高学府怎么可能没有录取要求呢？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报名要经过太常审核，你只要年满十八并且长得帅（仪貌端正），且名额只有五十名。好在这只是武帝时期的要求，由于供不应求，太学基本处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扩招，等到了东汉时期不设名额限制，太学的在读学生已经达到了三万人之多。但是相对而言，太学招生名额的增加也会降低教学质量，人越多含金量嫌贵也就越低。
当然进不了太学或者对太学的教学质量不满意也不必太过失望，起码这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京师，只要身处京师，总有学习知识的机会。要知道汉朝的老师，基本都是有政治能量的，京师的私学老师，要么门下达官显贵不可胜数，要么自己就是达官显贵。像杨修他玄祖杨震从事私人教学数十年，门人过万，对朝政影响极大，后又被朝廷征辟，以至位列三公，余荫及子孙四世三公，可以说是私学的典范了。
可能到了这里很多人会怀疑这样牛逼的私学真的一般人能够入门吗？答案当然是能，但是能不能学到真本事还是要看个人努力的。进入私学的门槛并不高，比官学要低很多，毕竟官学是要经过审查的，学费很少，一般来说是所有学生凑起来基本能维持老师日常生活就可以了。如果实在没有什么钱就要多帮老师打下手，耕田织席勤快些，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半工半读了。而且就算拜入名师门下，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一般也就是师兄们替老师教你，这一阶段一般有数年之久，且基本是所有没背景学子的必经之路，但如果你肯下苦工学，在日常的论难（也就是弟子间的学术辩论）中大放异彩，引起老师的注意，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获得老师的亲传。
以上，只是最正规的最普通的游学生活，对于很多情况也是不适用的，两汉的游学特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要牢记时刻关注时事政治（朝堂上流派的变动消涨要牢记于心），调查清楚不同地区的学风特色（益州学派善修辞，荆州学派善考据，京师经学多玄学），冲着名气大的老师去（相当于文凭级别过硬不过硬啊，大部分人是不会真关心成绩的），穷也没关系，关键是要豁出去一张脸，这个老师感觉不行就赶紧换一个，如此下来，跑遍大江南北，学识与名气俱升，说不定就混成了郑玄这样古文学派今文学派都认可的大佬。
当然，抱着学知识的人是大多数，但是来混日子的人也着实不少。儒生自汉武帝以来，时间越往后就越有政治力量，到了东汉年代，太学居然还兴起了太学生运动，数万太学生在首都搞抗议，搞游行，儒学至此基本压过了其他所有思潮，成为了政治的主体部分。很多学子为了赶个时髦，蹭个热点，就跑去相关名师手底下挂个名字，虽然从来不去上课，但是名气资源哗哗哗的就来了，因此单纯抱着混资历态度的人也着实不在少数。
最典型的就是东汉双杰曹操和刘备，那都是混日子的大佬。曹操本人有才华是有才华，但是贼好名声，跟着大儒们鞍前马后就是冲着名声去的，当年曹操缠着桥玄要他想办法帮自己出名，桥玄就推荐曹操去找教育界大佬许邵。曹操到了许邵那里也没准备学点什么，就是求其帮忙扬名，但是大佬许邵并不着急，曹操就急眼了，找了个没人的时候威胁许大佬，说不说？许大佬赶紧给了个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价。刘备那就更别提了，他一穷孩子得到了亲戚扶助才去卢植那上学，刘备想得很开，觉得自己不是读书那块料子，就在师兄弟里找大腿混关系，虽然老师我可能傍不上，师兄弟也一样嘛！于是成功地找到了一根名叫公孙瓒的大腿，还借着老师卢植的名号混进了平黄巾的队伍，攒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这些仅仅是两汉学子游学生态的一小部分，也只能代表两汉时期一部分学子的缩影，随着纸张的推广，印刷术的发明，全国范围流动的游学逐渐消失了，但是一些习惯仍然流传了下来，习惯逐渐变成习俗，再变成传统，最后在向西方学习的大潮里尘封在书本中。即使现在的学习和两千年前的学习形式上已经完全变了样子，可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不管是好的一面也是坏的一面，足以让人不断地回顾并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