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患与明朝
一、明初的倭寇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于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每卫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
永乐时成祖一面与日本修好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辽东登岸后直奔望海埚。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瞭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数百斩千余”。倭寇受此沉重打击不再敢大规模侵扰。
二、倭患与明中叶抗倭战争
日本古称倭奴国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往来。至宋代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而元代则始终未相通。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从而又为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课题。
我国学者对明代倭患与抗倭战争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本世纪二十年代已有人问津。三四十年代著述益多内中有李晋华《三百年前倭寇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版）、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吴重翰《明代倭寇侵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以及《倭寇事略》（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版）等。从研究结论看以往多数学者对“倭寇”与明中叶抗倭战争的性质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八十年代初有人撰文提出要“排除成见用社会进步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嘉靖“倭患”问题才引了关于这个问题一场新的争论。
1.“倭寇”的成分问题。
这是研究明代倭患由来与抗倭战争性质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各种意见分歧都与之有关。关于倭寇的成分早在明代就有不同见解。目前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几说。（1）日本海盗集团。认为“倭寇”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武装集团。（2）主体是日本海盗。认为明代的倭寇情况复杂既有日本无业浪人、走私商人又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与破产农民参与其内但就其作用而言主要成分还是日本海盗。（3）主体是中国人。认为元末明初主要是日本海盗。而嘉靖以后由于日本海盗与我国私人海上贸易商人相勾结以及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倭寇的成分已经生了变化真倭（日本海盗）为数极少且不居主导地位。从领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或者说大部分是中国人。所谓“倭船”也大多数是“中国船只”。
2.倭患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种认为主要来自日本封建势力。由元初迄明末之所以产生倭变有元、明两朝政治、军事诸因素也有流民、奸徒、势家大族为了生活或贪图财货而与外来的日本倭寇互相勾结。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对倭寇的支持所引起的。从倭寇船只的规模、侵略计划、人员组织与训练等情况来看更是明晰无疑。如果没有日本封建藩侯和大寺院的支持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对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日本学者也无不承认。
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原因造成的。他们说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所引起的军卫制度的破坏、海防的废弛是倭患蔓延扩大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中国”。
3.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作用。
这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日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倭寇的一个重要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不同观点：（1）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根据是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日本海盗他们又是由日本封建割据势力直接支持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侵扰致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及农业、手工业、商业遭到严重损失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不抗击这种外来侵略劫掠活动东南沿海的经济展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2）中国内部的反封建斗争。认为嘉靖年间的所谓“抗倭战争”压根就不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中国沿海海商领导有广大破产农民参加的反抗明朝政府海禁政策的斗争是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力量反对封建保守势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暂时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扫清了障碍。同时迫使明朝政府部分放松海禁促进了海上私人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生产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条件也符合世界展的潮流。所以明朝政府对这场斗争的镇压只能说是历史的悲剧。（3）反对汪直海盗集团的国内战争。持此论者认为挑起这场斗争的罪魁祸是国内汪直海盗集团。因此它实质上是由内祸引起的国内战争但其性质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势力、新生势力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汪直一伙人始终与日本等国的海盗相勾结煽动并组织他们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进行劫掠活动是历史的罪人。戚继光等爱国将领对他们进行镇压是正义的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明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关系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学者很早就从资料整理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传注释》（张维华著1934年版）、《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谭春霖著1936年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著1949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结晶。五六十年代着重就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展开讨论。近十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个问题深受重视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论文。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江汉文《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编）（齐鲁书社1987年版）；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译著。
欧洲耶稣会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成立于意大利罗马创始人为反对宗教改革的西班牙人罗耀拉。明万历十年（12）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印度到达澳门次年至广东肇庆进行传教活动万历二十九年（16o1）到北京。继利玛窦之后一批欧洲传教士相继来华。过去一般认为利玛窦入广东肇庆之日为欧洲传教士在华传教之始。近年有人提出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三十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租居澳门之时当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汇的开始。有了欧洲传教士来华的活动于是也就引出了如何评价他们的问题。
综观中国学者对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内把握尺度多有不同。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肯定一种是基本否定一种是主张“一分为二”。
肯定者认为：耶稣会士本身虽是欧洲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主要工具之一但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不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东来传教基本上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反映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宗教活动符合当时中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这些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否定者说当时侵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主要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背景。他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为了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实行“门户开放”。他们也不是散漫的个人宗教活动而是依据殖民主义国家统治者的命令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侵略活动。不是传播科学而是传播宗教为殖民主义者的经济侵略服务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展。他们本身也不具备传教士和科学家双重资格。
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者认为在揭露他们东来负有为欧洲反动势力效劳的同时当肯定其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对于当时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重新焕青春所注入的积极因素。
八十年代以后总的趋势是评价较高而且有不断拔高的倾向。但意见交锋依然存在。
有人非常强调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进步作用。他们认为必须把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同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教士区别开。明清之际东来者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诸方面都没有对中国构成大的威胁。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宗教通过各种交往使中西方有了初步的文化交流与认识。交往的双方是平等的。有的还进而强调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介绍中华文明以及为中国造就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贡献。并说其时东来传教士大多数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一心传教、著书立说在华数十年遵守中国法律没有从事侵犯中国主权和有损于中国利益的活动。他们是进步守法的宗教人员。总之他们在华的活动都是无可非议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东来才造成了中国科学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以为明清之交来华传教士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科学上的保守性双重特点。指出耶稣会士是当时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西方殖民国家关系密切利用宣传科学为殖民扩张服务为入侵中国开辟道路。正是为了进入中国的大门他们才被迫一再改变传统政策其主观动